(略)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为此后至(略)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蓝图。到今年，进程已过近半，一场“中期考核”即将开始。

　　今年(略)月(略)日至(略)日在亚美尼亚举行的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将首次对“昆蒙框架”的集体执行进度进行全球审查。各缔约方提交的国家报告将作为评估“昆蒙框架”实施进展的重要依据。

　　9月1日，“昆蒙框架目标实现之路”年度国际研讨会召开。会议主题为“国家报告与进程展望”。来自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公益组织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昆蒙框架执行进展”“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协同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议题进行分享与交流。会议由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

　　从全球目标到本土行动

　　国家报告既是跟踪和评估“昆蒙框架”落实进展的重要工具，也是展示各国在政策制定、保护行动、监测评估和社会参与等方面实践成果的重要窗口。据悉，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略)个部门直接参加了我国国家报告的编制。

　　全球审查的意义不在排名打分，而在凝聚合力。“昆蒙框架”目标涵盖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的多个层面，关乎全球生态安全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需要发挥不同主体的特色优势，形成多元参与、协同增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大合力。

　　“社会各方对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有共识，但难点在于如何有效地把共识转化成跨部门的协同行动、稳定的资金保障和可复制推广的行业与地方实践。”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洁清在致辞环节表示，这场会议的主题，是分享各国经验，更是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找到更明确、更务实的道路。她建议加强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复制推广：(略)

　　今年6月，“昆蒙框架”集体执行进度全球报告（征求意见稿）（简称“全球报告”）发布。《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监测、评估与报告负责人吉莉恩·坎贝尔介绍，目前已有(略)个缔约方制定了与框架相衔接的国家目标，占总数的(略)%。“昆蒙框架”通过以来，全球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力度显著提升，在(略)项目标领域均开展了创新探索与合作。报告也表明，全球距离实现(略)年目标仍存在明显差距。

　　作为“昆蒙框架”的共同发起方和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我国近年来在生态保护与修复、监测与成效评估、能力建设与技术实践、资源调动等领域取得积极进展，这些成果已体现在我国今年年初提交的国家报告中。来自亚美尼亚、哥伦比亚、英国、加拿大等国的代表也分享了各自国家报告内容及保护经验。

　　如果说国家报告是对过去几年的答卷，那么如何将共识转化成行动，则决定了未来的走向。

　　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副主任刘新卫从空间规划角度介绍了中国的做法。他提出“底线管控”是值得推广的做法——我国非常重视利用国土空间规划及其全生命周期管理，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通过“三区三线”的划定，特别是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明确哪些底线不能突破。在规划编制过程中，通过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评价，将保护关口前置，事先提出可能存在哪些问题。同时，中国注重统筹不同区域、城市和乡村、陆地和海洋的关系，在全部国土空间内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此外，中国探索刚性和弹性相结合的管控，在保护的同时兼顾发展的需要。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徐靖从法律与监测层面介绍了我国在相关领域的制度进展。近期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设置物种保护专章，对物种进行分级分类保护，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法律刚性约束，“以前企业做事不考虑生物多样性价值，现在价值内化正在加速”。生物多样性的指标正逐步纳入地方绩效考核体系。江苏、浙江等地方政府专门拨款开展常态化的生物多样性监测。

　　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金融活水。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韫雯指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金融在我国迅速发展，已从理念倡议逐步进入标准建设和产品创新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去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试用稿）》包含(略)项相关经济活动，为金融机构识别支持对象提供了重要依据。随着目录试行工作的推进，生态权益抵质押贷款、绩效挂钩贷款、野生动物肇事保险等创新工具不断涌现。

　　生态保护修复的全球探索与中国实践

　　会议的第二个专题是“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从严谨的科学研究成果，到人与动物之间充满温情的互动，数位深耕生态保护修复一线的专家学者分享了自己的探索实践。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于贵瑞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逻辑。他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任务是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此进程中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能因为追求物质的富裕而牺牲了环境”，于贵瑞呼吁，应高度重视脆弱生态区的保护、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以及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提升，必须将生态环境建设纳入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布局，加快培育新型生态经济体系。

　　中国专家的发言将全球议题与本土实践紧密结合。国家公园已成为落实“昆蒙框架”，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举措。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天明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为案例——过去十年，虎豹种群数量翻倍增长，林下放牧和盗猎等人类干扰得到有效管控，有蹄类猎物种群加速恢复，虎豹幼崽存活率显著提升。系统性生境保护规划、执法加强、食物链恢复与生态系统完整性提升，共同构成了保护成效的关键支撑。

　　目光转向海洋，自然资源部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张朝晖分析了生态廊道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重要性。目前，全球只有约(略)%的海洋保护区在前期设计时考虑了生态廊道的因素。他形象地比喻：(略)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伟系统介绍了其他有效区域保护措施（OECMs）在落实“昆蒙框架”中的应用。我国自然保护地占陆域国土空间的面积已基本稳定在(略)%。OECMs可以基于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的生态、城镇、农业三大空间来进行分类实施。层级是自然保护地之外、生态保护红线之内的区域。第二层级是生态保护红线以外的生态空间，包括没有划入红线的国有林场、生态公益林、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重要湿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第三层级可以考虑城镇、农业空间中的城市绿地和生态农田等。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开展 OECMs以点带面的探索，让生态保护修复不只停留在自然保护区。

　　多方合力应对“三重危机”

　　研讨会的压轴议题聚焦“协同”一词。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地退化的“三重危机”下，孤立的应对策略已被证明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

　　为实现“昆蒙框架”制定的目标，需要发挥“里约三公约”的协同作用。“里约三公约”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些公约被视为全球环境治理合作框架的基石，确立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原则。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直言，必须转变治理模式，构建能让气候与生物多样性在同一平台上对话的机制。他提出“多元赋能”，包括科技赋能、数智赋能和治理赋能，意在打破仅仅依靠生态补偿的单一路径，探索自然受益型的新经济。

　　“环境公约之间的协同不能停留在纸面。”俄罗斯《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科学、社会与可持续发展司原司长亚历山大·舍斯塔科夫关注不同公约之间的协同性。他指出，面对有限的资金池，各公约之间不应是竞争关系，而应优先资助能同时惠及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荒漠化防治三项公约的协同项目。

　　“未来的挑战不仅是提供更多证据，而是推动机构转型、调动更多资金并加强实施能力，以规模化方式协同实现生物多样性、气候和土地治理目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自然行动工作组全球协调员玛丽埃塔·萨卡利安指出了问题的紧迫性。

　　气候、生物多样性、水、食物和土地资源之间存在深度相互依存关系，孤立的解决方法不再有效，需要采取综合性解决方案。结合自身长期关注粮农问题的实践，玛丽埃塔建议采用农林复合经营、生态系统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和农业生态学等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同时促进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土地修复，并可为生计改善和粮食安全带来收益。

　　清华大学教授杨军则将焦点拉回城市。他指出，在城市尺度上，生物多样性与气候行动的协同，大的对手往往不是彼此，而是城市发展的紧迫性——就业、住房、教育往往排在环保前面。因此，必须要有“紧迫感”的论证，证明忽略协同将付出极大代价；要将协同政策精准嵌入到各部门的主责主业中，“就像把维生素融入一日三餐，而不是当作额外的药片。”杨军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绿色金融项目主任冷斐从资金效率角度剖析了协同的好处。她形象地比喻道，如果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争夺同一笔资金，那是零和博弈的“切蛋糕”；而协同则是“把蛋糕做大”。她期待中国的碳减排支持工具能更多地向生物多样性友好型项目倾斜，实现碳减排与生物多样性增益的双丰收。

　　距离《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开幕仅有月余。届时，全球将聚焦于各国提交的国家报告和秘书处的全球审查结果。而这场“期中考”的真正意义，不在于给出一个简单的分数，而在于让每个缔约方看清自己的位置、找准下一步的方向；让“昆蒙框架”从一纸蓝图，变成大地上可触可感的生机。

　　“让我们加快从规划真正转向实际行动。”亚历山大·舍斯塔科夫的结语尤为引人深思：(略)